（一）
唐代玄奘大师，又称唐僧，在中国是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千秋万世崇奉的佛教高僧同时也是中华名族引以为自豪的伟大历史人物、世界文化名人。他被鲁迅先生誉为“名族脊梁”，他“舍身求法”的精神，至今仍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
玄奘大师（602—664），于公元629年西行去佛教发源地—印度求法。他抱定宁愿西行一步死、不愿东退一步生的决心，历尽艰险，辗转抵达印度，入当时的印度最高佛教学府那烂陀寺学法。5年后学成，游历全印度。在印度期间，他因德才出众而备受朝野推崇，被举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被尊为“大乘天”和“解脱天”，名震五印。
玄奘大师于公元645年返回长安。他西行求法，往返17年，旅程5万余里，“所闻所履，百有三十八国”，带回佛教经律论《三藏》共520筐、657部。此后他在朝廷支持下，组织译场，专心主持译经和著述。近20年间，先后译出大小乘经论达1335卷，并将《老子》等中国名著译为梵文，传入印度。他根据西行路途见闻所著的《大唐西域记》迄今仍为中外交通史的经典名著，以及研究印度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玄奘大师，不仅仅对中国佛教的发展贡献殊伟；同时，对中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也至为深远。时至今日，我们仍在缅怀感恩这位前贤。
（二）
玄奘大师于公元644年，唐高宗麟德元年二月五日夜半载译场玉华宫圆寂。高宗皇帝李治、文武百官。以及僧俗人等，莫不哀悼，高宗为之罢朝数日。初葬于白鹿原。五年后。公元699年，有圣旨徙葬于樊川北原，后于塔所建寺，名为兴教寺。
直到公元880年，唐僖宗广明元年，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兴教寺被毁，玄奘大师遗骸被寺僧护携至终南山紫阁寺安葬，上建五重塔。
（三）
百余年后，公元988年，宋太祖端拱元年，金陵天禧寺（先后更名长干寺、大报恩寺等）住持可政和尚，朝山来到终南山紫阁寺，已是寺颓塔倾，他在这里发现了玄奘大师顶骨舍利，亲自背负，迎请到金陵天禧寺供奉。直到公元1027年，在天禧寺东岗建塔安葬。到了公元1386年，明太祖洪武十九年，又由东岗迁至南岗，建三藏塔安奉。历经沧桑，到了近代三藏塔已淹没无寻。
（四）
斗转星移，到了公元1942年11月初，侵华日军高森部队在大报恩寺遗址三藏殿后建稻禾神社，发掘到三藏地宫中藏的石函，玄奘大师顶骨舍利惊世重现。
当时日军要据为己有，携回日本。后经国人反对，迫于舆论，分为数份处理。那么，玄奘大师的顶骨舍利当时分了几份？做了怎样的处理？扑朔迷离，有三份说、六份说、八份说。根据可信资料，据查当时确实分作三份处理。但三份说，与六份、八份之说，并不矛盾，后者只不过是根据后来的供奉处而说。现对三份说做一简略介绍。
第一份，由汪伪诸民谊等发起于1944年10月在南京九华山建玄奘塔安奉。
第二份，当时由北平日伪政权迎至北平供奉，与此份中取出部分“赠送”日本。在日本的这一份，于1955年取出一部分，分供于台湾。其中另一部分仍留在北平。在北平这一部分，又分为四份，辗转分别供奉于北京广济寺（文革中遗失）、广州六榕寺（文革中遗失）、成都六榕寺（现仍在）以及天津大悲院；这一份又经周总理同意，赠送印度，供奉于印度那烂陀寺玄奘纪念堂中。
第三份，也就是我们今天供奉瞻礼的这份玄奘大师顶骨舍利，当时保管在汪伪中央文物保管委员会。上世纪五十年初，被南京市文管会金琦先生发现，1954年由南京佛教协会会长映彻长老与文管部门商妥，迎请到毗卢寺供奉。1963年为举行玄奘法师圆寂1300年纪念法会，曾迎请到栖霞寺供奉。1966年“文革”开始，送交市文管会保存。
（五）
1973年，灵谷寺在全国最早开放，根据当时的对内对外需要，内设玄奘大师纪念堂，玄奘大师顶骨舍利从文管会请回供奉在13层密檐楠木“佛牙塔”中。于1998年8月又从中取出一小部分，分供于台湾玄奘大学。
（六）
今日，借助“2011•金陵礼佛文化月”殊胜因缘，在此举行“玄奘大师顶骨舍利供奉大典”。大师的顶骨舍利安奉于国家公益美术大师王殿祥先生设计的金丝楠木纯金构件的“玄奘大师顶骨塔”中，作永久供奉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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